新闻背景
湖南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同另6位领导干部合伙租下2.8亩稻田耕种,此举引来关注。他再三强调是个人爱好,一种纯粹的休闲。
跟帖
网民:农夫,山泉,有点田。
网民:这是别人自由。不危害百姓就是好人。
网民: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种红薯?
网民:如果真想耕地,等到退休也不迟啊。
网民:易书记 “种稻”,谁来“除草”?
正 方
书记爱种田是回归自然
或许,在大多数城市人看来,兴趣爱好更多是健身、运动之类的高雅活动,这又脏又累的“农活”实在是与个人兴趣爱好扯不上联系,于是,“书记爱种田”引发一些“是否作秀”的猜测和联想,似乎也不难理解。不过,书记的种田爱好尽管略显另类,但却还不至于无法想象。尽管时下的城市因为城市化步伐加快而不可避免地远离了乡土,但人们心中的乡土情怀其实并没有因为城市化而淡化。君不见,城市周边的农家乐已经日渐成为城市居民旅游休闲的新宠,干点农活,享受一些收获采摘的乐趣,更是成了城市人新的休闲方式。
对于官员们的个人选择与爱好,社会和公众当然也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和尊重,这位出身农家的书记,把“种田”作为爱好,作为工作之余的锻炼,如此健康而正当爱好,又有何可以非议的呢?
事实上,比起那种官员的爱好贵族化,官员工作之余的交友大款化来,官员的业余爱好平民化甚至农民化,倒是更应得到鼓励和提倡才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只要书记租地的经费没用公款,下乡种地未用公车,照料自己的一亩半分地未占用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时间的话,那么,如此“书记爱种田”完全不必被过度阐释。 吴江
只许“百姓”放火不准“州官”点灯?
易佳良到福田村看完地,并商定租金,正式租下2.8亩稻田,也就是3月底的事情,离目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而且,种田不是做买卖,不是瞬间的事情,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劳作,我们还是别忙给书记农夫贴上一个确定的标签。
如果易佳良真的是在做纯粹休闲的事情,且种田也不影响正当工作,“工作安排好了才来”,种田也不搞特殊化,我们应该尊重易书记的选择。人有七情六欲,人非圣贤,即使当了领导,也不是就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了组织,不能有一丁点主宰自己的空间与自由。否则,这样要求领导干部,未免苛刻,也不够人性化。
坊间有话:唾沫星子淹死人。易佳良书记当“农夫”,一切才刚刚开始,或许本来很平常、很休闲,可是,因为有了若干非议,且这种非议始终不绝于耳,就不能不影响他休闲的兴致,破坏他种田的趣味性。真是这样,我估计,易佳良书记的“农夫”就当不长。某种意义上说,这样对领导干部个人空间干涉过多,也是民众心理迂腐、对领导干部过多祈求的表现。
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。把这句古语改成:只许“百姓”放火,不许“州官”点灯,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。 卞广春
对官员的“怀疑权”应节制使用
对政府官员的怀疑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。毕竟,绝对的权力就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,失去监督制约的政府官员就可能在权力滥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而实现对权力监督的第一步就是怀疑,没有了怀疑,政府官员也就失去外部监督。
但承认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怀疑权,并不意味着对政府官员的任何行为都要“于不疑处生疑”。事实上,怀疑权的行使是有其前提的,一是事实原则,另一个是适度原则。比如,现实中可以看到的反腐情结泛化的现象:一旦官员有个风吹草动,比如自杀、车祸、离异,民众都会将其看成是铁定的腐败者,而不顾他们本身是否清白,自己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。同时,一旦认定某个官员是腐败者,就随意地谩骂和亵渎,而不用顾及他们也是拥有人格和尊严的正常人。此时,公众虽有怀疑的权利,却缺少了宽容的善意。而没有了宽容,受害的除了被误伤的官员,还有社会的文明。
虽然,很多时候人们对官员误解的原因是信息的不透明,但作为理性的现代公众,在面对官员的新闻时还是应该节制地使用怀疑权,学会善意的理解和宽容。因为,我们的怀疑有其使用的边界,就是事实原则和适度原则,如果超越了这两个边界,我们就将生活于惶恐和紧张中,而我们怀疑的对象也将处于被误伤的危险中。 乾羽
反 方
休闲可以 公车私用不行
我们不会因为有官员贪污千万元,就放过贪污百万元的官员;同样,我们不能因为有官员开着公车打高尔夫球,就原谅开着公车去种田的官员。在性质上,贪污百万元和贪污千万元,都是以权谋私,都是犯罪;同样,开着公车去打高尔夫球和开着公车去种田,都是公车私用,都是公车浪费。但奇怪的是,同是公车私用,为何人们批评那些开着公车打高尔夫球的官员,而原谅开着公车去种田的易佳良,甚至还为后者无限拔高呢?
4月20日,布莱尔在乘火车时却发现身无分文。虽然检票员网开一面、没有追收车票,但英国媒体毫不客气地给布莱尔扣上 “逃票”的帽子。反观我们市委书记种田的新闻,不仅公车私用不被追究,还受到理解和称赞。
公车不能私用,这是一个底线,但公众对官员的底线要求为何一退再退?这是因为,公车私用在现实中太过于普遍,以至于我们习以为常。这一新闻里,记者“看见了一辆挂着湘0AK001的墨绿色丰田越野车停靠在路边”。在这里,“严禁公车私用”成了一纸空文。
打高尔夫球是休闲,到农村种田也是休闲,但问题是,怎么去休闲,费用谁负担。我们在乎的不是休闲方式,而是公车私用。不能因为休闲方式纯粹、回归自然,就忽视了公车私用。王攀
种了爱好的田 荒了本职的地
人有所好,本无可厚非,但个人爱好同样是把双刃剑,有“是”也有“非”。4月25日是星期五,既不是法定假日,也不是双休日,市委书记变身“农夫”,在自己的“一亩三分田”里劳作,这是哪家规定的“工作之余”?再说,即便个人爱好想“工作之余”,田里农活会拣“工作之余”吗?
拿纳税人的钱,种自己的私田,是为公私不明。更关键的是,市委书记这块“责任地”又由谁来种?这是因为,一个人形成某种爱好,无论是良的,还是“不良”的,牵一发而动全身,必定要投入一定的财力、物力和精力,轻则“上瘾”,重则丧志。显然,个人爱好是要有度的,要分场合的,分主次的。况且,如果为官者都投其所好,效仿当“农夫”,爱好的田肯定是“兴旺”了,本职的地恐怕必将荒芜。因为,一心不能二用,顾此必然失彼。
远华大案头号嫌犯赖昌星有一句名言:“我不怕共产党纪律严明,就怕领导干部们没有爱好。”别以为,个人爱好只是个人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爱不好,尤其是不良嗜好,个人会因此身败名裂,遗憾终身。
领导干部也是人,不是说,对个人爱好,既不能“爱”也不能“好”。而是要在先决条件下——— 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,有爱好不妨,先得让位“在其位,谋其政”这一人人必须恪守的“个人爱好”。 陈文祥
对官员的爱好就是要多质疑
近年来,许多领导干部看似很好的“个人爱好”最后却成为违法渎职的遮羞布、白手套,譬如,胡长清、张二江都爱好书法,但事实上写字题词却成为了他们以权谋私的掩护之一。
对于市委书记等领导租田种地,唱赞歌大可不必——— 因为这只是他们的“纯粹玩一玩”,值得质疑的地方却有很多:领导们下田种地为什么驾驶公车去?种田、特别是种两季稻是需要很多时间精力的,农民都感到很辛苦,领导们会不会“玩物丧志”?有些爱好“书法”的贪官可以借题词写字敛财,那么,领导们将来是否会借卖自己亲自种的稻谷赚钱?这几名市级领导“合股”租田,又会不会影响到领导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?等等。所有这些疑问,不仅关系到领导们个人的形象,更关系到党政形象,关系到治下浏阳百姓的切身利益,是不可不质疑的。在这些质疑未能解答以前,市委书记业余种田不妨缓行。
一个看似与此无关实则耐人寻味的巧合是:李大伦落马后,在“痛心疾首”之余向组织提出的希望就是能够让他 “回乡种田”。可见,在一些地方领导那里,“种田”的真正含义——— 有关国计、有关民生、有关亿万农民的生存生活处境、有关“民以食为天”的“天”———其实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了,这是更加值得质疑的地方。 邓清波
第三方
“书记种田”承载不起太多意义标签
在笔者看来,“书记种田”是无关公共利益的官员个人行为表达,其承载不起如此多的微言大义。
“书记种田”一定能了解民意、体察基层吗?毫无疑问,易佳良书记等7名官员,“事稼穑以锻炼”,是其在工作之余自身浪漫主义色彩的流露,只是其个人实现的一部分。这种基于中国农耕文化的文人气质表达,它只具有个人愉悦的属性,说个人行为意义的“书记种田”就一定能深入基层了解民情,显然有夸大与做作之嫌。
“书记种田”就一定能催生集体作秀吗?这也打错了板子。尽管“包田种稻”是以易佳良为主的七名官员的集体行为,但如果说他们作秀,一没有作秀的动机,二暂时还没有作秀可以带来的“看得见的好处”,还要搭上耕作成本、劳作精力。一见官员行为就生作秀之心,无疑是“作秀推定”这样先入为主的思想作怪,有悖现代公民的素养所指。
易佳良一身具有 “市委书记”和“普通公民”两种角色符号。但前者只是适用在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范畴内,工作之余的空间仍然属于 “普通公民”。恺撒的归恺撒,上帝的归上帝。在工作时间段内尽心尽责,在其之余也能自我“种田”小怡。既可体现公权力的威严,还能展现人性的温情、生活的美好。把“书记种田”等同为不能为全市人民谋福祉,既粗暴又无知。
从本质上来讲,这只是一种个人在官员与公民角色定位之间平衡的智慧表达。对“书记种田”强加评价和过度诠释,只会损害它的“原生态”与温情。这时候,我们最需要做的或许是:嘘,别去打搅它,那些温暖的“草根情结”与“个人表达”。

